近来从友人处得知木斋君写了一篇相当漂亮的文章《关于看不懂》。这使我产生了对话的愿望。十年前（1988年），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《理解的艰难》，当时发表在一家内部刊物《文学研究参考》上，文章的主旨也是关于“看不懂”的问题。看来10年过后，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。只不过我的观点恰恰跟木斋君相左。
木斋君说的近年的文学作品充斥了看不懂的东西，可能言重了一些。我的直接经验依然是，到处都堆积着似曾相识的大路货。“看不懂”的作品可能有点，但极为少数。木斋君提到诗歌。我对诗歌是外行，完全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表达我的直接感觉。我想诗歌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。诗永远是超出日常经验，超出常规语言的艺术表达，诗的存在理由就是反日常经验。如果诗与常规语言一致，或过于一致，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我想这是诗学早已解决的问题。在革命年代，人们用诗歌去充当时代号角，去激励人们战斗，这是特殊的历史情势所致。现在，这种历史前提条件不复存在，诗可以回到诗学本体，可以回到语言本体。90年代的诗我读得很少，但我想西川、欧阳江河、王家新等人的诗，我看不出有什么不懂的地方。我觉得他们的诗不错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诗易懂，正是因为他们的诗总有些超出常规经验，超出常规语言的意蕴，他们给我揭示了一个反常规的想象空间，给我以智力的愉快。
“懂”与“不懂”还是一个历史范畴，还应该从现代艺术观念的转变，艺术方法的变化来看文学艺术的发展，才能对懂与不懂有一个恰当的认识。我注意到木斋君提到不少中国古代的经验，这些在理论的层面上，都很有说服力。但回到历史实践，我就不敢苟同。我以为不能拿古典时代的经验与当代比较。人类的艺术经历现代的转型，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。现代艺术就是在反传统规范的前提下获取它的生存空间的。尽管它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与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也有些艺术家（艾略特等人）还刻意强调传统，但我想那更多的是表达他们与同代人的区别，而不是真的对传统有多么强的认同。艾略特对传统的强调，与其说出自艺术规范，不如说出自他的宗教观念和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。就他的诗来说———在那个时期，无疑是对传统的尖锐挑战。
就当代中国的小说而言，80年代后期出现了以苏童、余华、格非和孙甘露为代表的先锋派群体，他们尤为强调小说的叙事形式和语言风格。尽管他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他们把中国小说的叙事艺术提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。他们的小说构造比较复杂的叙事方法，也力图表达深邃的思想意蕴，但这些艺术经验是中国小说长期欠缺的经验。
格非的《褐色鸟群》可能是当代中国迄今为止最难懂的小说之一，但它可能提供的经验相当丰富，它同时也可能在思想、智力、感觉和感情方面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并且它本身标志着小说的叙事可以达到的某种境地，为小说形式的拓展打开更大的可能性空间。这就像某些大师设计的时装，它们难以纳入常规秩序，但它们的存在为常规的存在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。这类作品与整个文化共同体生产的庞大的“通俗易懂”的产品比较而言，显得微不足道。所以，对于我来说，适当强调一下探索性和前卫性，可能对我们这个充满了惰性和寄生性的文化共同体来说，更有建设性的意义。
应该看到，“看不懂”的东西往往充当了思想史和文学艺术史进步的扛杆。尽管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践中还找不到有力的证据，但我们如果不那么局限中国的“特殊性”经验的话，把视野拉开一些来看，则不难发现“看不懂”的东西总是以它们悲剧性的命运，为思想文化的进步充当了坚实的铺路石子。同时我们也看到，现代以来的思想界为排斥那些“看不懂”的东西而一再付出代价。胡塞尔的现象学有谁真正弄懂过呢？直到1963年，保尔·利科尔还尖刻地说：“所谓现象学的历史大部分是胡塞尔个人‘胡说八道’的历史。”可是，有谁能够否认，整个现代哲学的进程，难道不是在胡塞尔的阴影底下行进的吗？至于海德格尔，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被人清楚地解释过，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，他印证了基尔凯郭尔关于“伟大的个人孤独”的设想。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问世时受到的冷落，一半归于与时代思想不适应，另一半归于它的“艰涩难懂”。在二战期间，《存在与虚无》突然间畅销一时，这本大部头著作不是充当法国学者案头必备之书，而成为法国妇女厨房必用之物。由于所有的秤砣都被拿去造兵器了，《存在与虚无》以它一公斤的重量及时填补了这项空白。《存在与虚无》曾经落魄为秤砣，这堪称得上是思想史上的一大悲剧。好在过了若干年之后，《存在与虚无》风行战后的法国，以至于整个欧洲大陆。不久，有人甚至大言不惭地说，《存在与虚无》乃是海德格尔《存在与时间》的法文通俗写本。这就是人们对当初“看不懂的东西”所持的态度。《存在与虚无》1987年在中国翻译出版，第一版就印刷了三万七千册，并且迅速销售一空，与其说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打动求知者的购买心理，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名气。
我在这里并不是有意怂恿一种“晦涩难懂”的文风，我想强调的不过是，有些（或者说部分）被认为是“晦涩难懂”的东西，其实是具有创造性的作品。当然，也不排除不少貌似深刻的作品，其实是故弄玄虚；晦涩艰深很可能是在掩盖思想的贫困，对这类文风当然要给予坚决而尖锐的批评。但同时也不应因噎废食，对一些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欣赏习惯相左的作品，应该宽仁为怀。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一点，人们经常基于思想的惰性排斥那些前卫性的作品，对有深度和力度的创新之作百般挑剔，而给那些墨守成规的东西大开绿灯。特别在90年代，文学界的风尚是回归传统，昔日的先锋派早已功成名就，对先锋派这种说法都嗤之以鼻，更不用说保持一点探索的热情。所谓“晚生代”群体，绝大部分是以个人经验为写作基础，一旦超出个人经验，其创新意向则极为有限。90年代的文学在总体上是寻求一种适应性，适应这个商业化社会，适应主导文化提示的生存空间。文学共同体乃至于知识分子共同体，已经参透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这一真理。“以成败论英雄的”的古训，足以使人们理直气壮去摘取各种桂冠。然而，平庸和贫乏终究会成为这一代人的墓志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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